胡廷佑：把身體拿回來的人

　　胡廷佑第一次意識到「被觀看」這件事，並不是在鎂光燈下。

　　那是一段他早以為被時間埋葬的記憶——幾段在高中時期，與一名黃姓網友交換的私密影像，在多年後毫無預警的被翻出、被轉傳、被販售。畫質粗糙、畫面模糊，卻足以讓一個人的私生活突然被拉到眾人眼前。

　　「那時候其實很生氣，也很害怕。」

　　羞辱感不是立刻出現的，而是一層一層慢慢疊加上來：知道影像正在某些地方被看、被評論、被定價，卻不知道自己能做什麼。對多數人而言，那或許是一條社會性死亡的路——刪帳號、消失、假裝一切沒發生。但廷佑走向了另一個方向。

　　他做了一個聽起來很極端、卻對他而言極為清醒的決定：既然身體已經被奪走過一次，那至少，接下來要由自己決定如何被看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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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在成為成人創作者之前，廷佑的人生看起來其實很「典型」。

　　政大國際事務學院法學碩士畢業、投入學生自治、擔任過性平委員，也教過國高中作文、站過講台、上過節目。那是一條容易被理解、也容易被祝福的路。但正因為如此，當他的身分開始出現裂縫時，壓力反而更明顯。

　　同學在網路上認出他，忍不住問：「為什麼要拍那麼性感、赤裸的照片？」

　　他自己也很清楚，如果未來真的回到補教體系、站上大班制的講台，主管與補習班在意的，往往不只是他的教學能力，還包括家長會怎麼看、會不會引發爭議。光是預期「還沒發生就知道會被擋下來」本身就是一種壓力。

　　校隊裡的隊友也曾半開玩笑地酸他：「拍色色的影片是不是很爽？」

　　這些話不一定帶著惡意，但一次一次出現，還是會讓人意識到：你已經不再完全待在既定熟悉的位置上了。

　　一開始，廷佑其實也試著拉開距離。他不露臉，只讓身體出現，像是在替自己保留一條退路。但創作進行得越久，他越發現，那份不安並不是來自鏡頭，而是來自被怎麼看、被怎麼談論。後來，他慢慢學會回應那些隊友的玩笑。

　　有些人再問起時，他會直接說，這份工作其實跟想像中不一樣，要規劃內容、剪片、經營粉絲，還要想怎麼宣傳、怎麼互動，很多時候花在幕後的時間，遠比畫面裡看到的多。讓對方知道，這不是在「玩」，而是一份需要投入心力的工作。

　　慢慢地，他不再急著辯解和躲開提問。露臉，反而成了一種選擇，不用再把自己拆成好幾個版本生活去應付。

　　「那比較像是一個，慢慢跟羞恥和解的過程。」廷佑這樣形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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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多數人看到的是影片，卻很少看到工作。

　　廷佑的日常，與一般大眾對網黃「隨便拍拍就有錢賺」的想像可幾乎完全相反。每一週，他要先規劃主題；如果遇到節日，還得思考怎麼設計節慶主題、優惠活動、聯名影片或商品。拍攝前要確認場地、敲時間、協調合作對象；拍攝後是剪輯、裁切、輸出不同平台需要的版本。

　　影片上線後，工作並沒有結束。

　　私訊要回、粉絲要互動、下一波內容要提前思考。

　　更現實的是，聯名拍攝並不總是照計畫進行。會遇到臨時取消、更改時間、延後拍攝，有時一拖就是好幾個月，從討論、喬檔期到影片真的完成，過程往往拉得很長。

　　場地、時間、溝通成本都先付出了，但成果什麼時候出現，卻很難說。這些沒有出現在畫面裡的等待與協調，其實也佔據了不少心力。

　　「它其實非常行政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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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真正長期磨損他的，不只是工作量，還有法律。

　　刑法第235條在身後如影隨形，只要可能涉及猥褻內容，就可能被他人有心檢舉。他在政大期間遇過一位瘋狂的追求者，因追求不成而反覆利用法律途徑檢舉作品，從校內的學術和行政單位、性平會，到校外的警察局、地檢署、行政院，每隔一段時間就得被問話，重新解釋一遍自己的人生遭遇；至今已五年之久，對身心靈都是痛苦與疲憊的折磨。

　　「你會開始懷疑，是不是只要我不做這份工作，就可以少一點麻煩？」

　　他並沒有輕描淡寫這些耗損。相反的，他很清楚承認自己曾因此陷入低潮，甚至需要心理諮商與身心科的協助。後來他學會一件事：被檢舉，不等於做錯事；有時只是體制還沒準備好理解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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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但即使理解了制度的不友善，情感層面的張力卻也難簡單歸因。

　　對廷佑而言，工作中的性是表演、是內容；但愛情裡的親密，需要更上一層的互信基礎。他知道圈內存在各種關係形式——開放式、多人關係、彼此都是創作者等伴侶形式。他知道這樣的期待並不容易，也因此愛情之路走得並不順遂，單身許久。

　　對廷佑與多數性創作者而言，性健康是基本、日常、且現實的問題。不管是個人拍攝，還是跟人有親密互動，他都會固定去做篩檢、服用預防藥物，或在拍攝前後確認安全措施。他認為這些是基本的自我管理，因為身體如果出狀況，工作便會停擺，生活節奏也會大亂，需要想辦法從其他收入來源補足缺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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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談到收入，廷佑的說法很直接。他知道男性創作者在這個產業裡比較吃虧。付費的大多是男性用戶，而市場長期偏好女性創作者，能分到男性創作者身上並不多。

　　以他自己的狀況來說，性創作一個月大概就是兩三萬的浮動收入，在台北生活，房租、水電、日常開銷扣一扣，幾乎只是剛好打平，有時還會超支。

　　也正是因為這樣，他很早就意識到，這份工作不可能只靠個人硬撐。拍片之外，他還拍寫真、做電商、教書，把收入拆成好幾塊，才能讓生活正常運行。後來在反覆遇到法律問題，尋求資源的過程中，他開始和台灣性產業勞動者權益推動協會（性勞推）接觸。

　　一開始，他先抱著疑惑「問問看」的心情。沒想到協會沒有質疑他的工作內容，也沒有要他先解釋自己是不是「正當」。他只是把自己遇到的狀況說清楚，就有人願意幫他一起想：現在能怎麼做、法律上有沒有前例、筆錄該注意什麼、哪些事情不用自己一個人扛。

　　那對他來說是一個很關鍵的經驗。

　　因為他第一次意識到，原來不是每一個性產業相關的問題，都只能靠「個人」硬撐；原來真的有人在整理這些案例、在和制度周旋，也在替像他一樣的工作者，把零散的經驗慢慢接起來。

　　後來他在講座上分享這段經驗時，也常會提醒其他創作者：如果真的遇到法律問題、被騷擾、被檢舉，或覺得不知道該怎麼辦，可以試著找性勞推聊聊。至少不用從「我是錯的嗎？」自我質疑開始，而是可以從「我現在遇到什麼事？」開始。

　　對廷佑來說，這樣的經驗留下了一個很實際的影響。後來只要有機會，他會回過頭把自己走過的路講出來。包括站上講座現場，分享作為網黃的工作日常、法律風險，還有那些沒有人會事先告訴你的現實細節。他說如果能讓剛進來做網黃的人少繞一點冤枉路，就已經很值得。

　　他開始和性勞推保持連結，在需要的時候回饋經驗、協助分享，讓更多人知道：這些問題不是個人的，而是結構性的；而面對它們，也不一定只能各自承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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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如果一定要為廷佑找一句總結的話，也許不只是勇敢或突破框架，而是在這個多數人習慣沉默的產業裡，他選擇公開把話說清楚。

　　他出席講座、接受訪談，不是為了證明這份工作多麼光鮮，而是想讓更多人知道：這是一份需要專業、承擔風險、付出身體與心理勞動的工作。

　　微光並不耀眼。它只是讓人看見，有一個人，曾被非合意的數位足跡奪走過身體，選擇一步一步，把自主權拿回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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